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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蒙古東西綿延2400多公里，是我國北方面積最大、種類最全的生態功能區，同時也是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為集中、危害最為嚴重的省區之一。近十年，內蒙古累計造林1.22億畝、種草2.86億畝，年均防沙治沙1200萬畝以上，規模均居全國第一；全區草原植被蓋度和森林覆蓋率分別由40.3%和21.03%提高到45%和23%，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積持續減少；沙塵暴天數由每年4.9天減少到0.6天……秉持著綠色發展理念，內蒙古堅持預防為主、科學治理、合理利用，持續開展科學攻堅，為防沙治沙貢獻著“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

　　這是2023年3月3日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庫布其沙漠腹地拍攝的光伏發電基地。

　　新華社記者　貝赫　攝

　　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積持續“雙減”

　　在國家“兩屏三帶”生態安全屏障格局中，內蒙古是“北方防沙帶”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三北”地區乃至全國的“擋沙墻”。

　　黨的十八大以來，內蒙古的生態文明建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實踐中，走出了一條科學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的路子。

　　“十多年前，沙塵暴一來，打得人臉疼，能見度不足50米。”生活在科爾沁沙地的村民滕大勇回憶說。遙感影像顯示，2010年，這里還是一片被流動沙地覆蓋的不毛之地。2014年，通遼市實施“千萬畝”科爾沁沙地綜合治理工程、“千萬畝”天然草原修復工程，科爾沁沙地治理開始走上快車道。到2021年，遙感影像顯示，這片沙地已披上一層厚重的綠裝。

　　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監測結果顯示，與第四次監測結果相比，內蒙古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積分別減少625萬畝和515萬畝，實現了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積持續“雙減少”，五年間累計減少的荒漠化土地面積占全國總減少量的三分之一，為我國履行《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作出重要貢獻。

　　“治沙并非最終目的，農牧民也需要生存和發展，因此拔掉沙區的窮根才能實現雙贏。”內蒙古林草局副局長馬強說，內蒙古將國土綠化、防沙治沙與發展地方經濟、增加農牧民收入緊密結合，探索和創建了類型多樣的產業化防治模式，走出了一條大地增綠、人民增收、企業增效的發展路子。

　　在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昭君鎮柴磴嘎查，346萬塊藍色光伏板隨著綿延的庫布其沙漠起伏，像陣陣波濤，在漫漫沙海中匯成3000萬平方米的光伏“海洋”。走在3米高的光伏架下，達拉特旗委書記張秀玲高興地介紹：“這里種的是1.2萬畝紅棗，那邊是5000畝黃芪和黃芩，更遠處是1.9萬畝的優質牧草。沙窩里種上作物，再從上面架起光伏板，相當于打了兩層‘保護傘’，黃沙休想亂跑。”

　　2017年開始，達拉特旗在庫布其沙漠腹地，建成裝機規模100萬千瓦的國家第三批光伏發電應用領跑基地，實現全容量并網發電，年發綠電約20億度。這一新能源項目巧妙地實施“林光互補”“牧光互補”帶動農牧民增收，已實現治沙5萬畝，形成了沙漠治理、生態修復、生態經濟、沙漠產業多位一體的發展體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內蒙古森林覆蓋率達到23%，較2013年提升1.97個百分點，增速超全國同期平均水平；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達到45%，達到1990年以來最好水平。

　　“今天的內蒙古，不僅給我國北方地區披上了風沙的‘防護服’，還為全國人民打造了超級‘碳庫’和純凈‘氧吧’，京津‘風沙源’變成了首都‘后花園’。”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孫紹騁說。

　　治沙人員在鄂托克前旗毛烏素沙地百萬畝檸條種植項目區栽種檸條。

　　王正　攝

　　因地制宜探索特色治沙模式

　　過去十年間，內蒙古平均每年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積1200多萬畝，約占全國沙化土地治理任務的40%以上。

　　在與風沙斗爭的過程中，內蒙古各地立足實際，探索出不少獨具特色的治沙模式，成為全國治沙成效最顯著的省份之一，祖國北疆萬里綠色長城被構筑得更加牢固。

　　錫林郭勒盟多倫縣實施百萬畝樟子松造林工程，按照“誰投資誰所有、誰經營誰受益”的原則，鼓勵支持境內林地采取多種方式有序流轉。通過二十年的防沙治沙，全縣林地面積由2000年的54萬畝增加到現在的293萬畝，森林覆蓋率由2000年的6.8%提高到37.9%。

　　赤峰市翁牛特旗在沙地治理過程中強化科技支撐，形成并推廣了機械沙障治沙、復合沙障治沙、封沙育林育草基礎上人工促進自然修復、人工造林治沙等技術模式，特別是應用了聚乙烯紗網沙障、可降解纖維沙袋沙障，有效解決了傳統沙障材料短缺、使用年限短、鋪設效率低以及成本高等問題。2000年以來，翁牛特旗累計完成沙地治理面積570萬畝。

　　阿拉善盟通過推廣“先造后補”、合同制造林、合作社造林、專業隊伍造林等新機制、新模式，走社會化、產業化高質量發展的路子，防沙治沙力度不斷加大。森林覆蓋率由建盟初的2.96%增加到8.01%，草原植被覆蓋度由不足15%提高到24%，生態環境明顯改善。

　　內蒙古的治沙經驗，受到來自世界各方的認可：庫布其沙漠治理模式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經驗”，被巴黎氣候大會標舉為“中國樣本”；2017年，鄂爾多斯市承辦了《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第十三次締約方大會，荒漠化防治工作接受了世界的檢視，為防治荒漠化開出了“中國良方”；2019年，在呼和浩特承辦了第25個世界防治荒漠化與干旱日紀念大會暨荒漠化防治國際研討會，為世界荒漠化防治事業分享了自己的成果與經驗。

　　開展科學攻關　提升治理效率

　　治沙離不開“事在人為”的理想信念，離不開對治沙規律的客觀認識，更離不開治沙科學技術的不斷突破。漫長的治沙歲月里，內蒙古持續開展科技攻關，提煉出一系列技術模式和方法。

　　在治沙實踐中，內蒙古堅持預防為主、科學治理、合理利用的方針，遵循自然和經濟規律，以治沙、治水、治堿為重點，推廣使用鄉土樹種草種，科學配置防治模式，堅持宜喬則喬、宜灌則灌、宜草則草，喬灌草相結合，確保了防治的質量和效果。“在生物基可降解纖維沙袋沙障治沙技術、低覆蓋度防沙治沙原理及技術等方面，內蒙古達到了世界領先水準。”內蒙古自治區林草局治沙造林處處長張根喜說。

　　“治沙的終點并不是將沙漠全都變為綠洲。”張根喜認為，沙漠是自然生態系統重要組成部分，目前人類還無法讓沙漠消失，“但是，我們可以采取科學的治理技術，有效控制沙漠的危害，使其有沙不成害，阻止沙漠進一步擴展”。在長期實踐中，內蒙古總結完善了“鎖邊林帶”治理沙漠技術模式，依據風沙流運移規律，控制沙丘前移，采取“流沙固定，喬灌并舉，封沙育草”喬灌結合治理流沙的技術，在大漠呈現出“綠帶鎖黃龍”的壯麗景觀。

　　相較于人力治沙，機械化治沙更具優勢。內蒙古研制的“吞沙巨獸”，正在沙漠治理中大顯神威。聚乙烯紗網沙障鋪設機、植物基固沙劑噴播機、植物沙障栽植機等機械化設備，大大提升了治理速度和效率。

　　通過多年的探索研究和實踐，內蒙古還總結制定出《飛播治沙造林技術規程》《造林技術規程》《流動沙地沙障設置技術規程》等53項防沙治沙與沙生植物栽培經營地方標準，為我國治沙工程建設提供了大量科學方法。

　　這是位于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庫布其沙漠腹地的銀肯塔拉生態旅游區景色（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王澤聰　攝

　　荒漠化防治的“內蒙古方法論”

　　如何善治善為高效推進荒漠化防治？多年來的探索不僅為內蒙古留下寶貴的經驗，更為我國和世界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論。內蒙古自治區林業和草原局黨組書記、局長王肇晟說，內蒙古荒漠化防治總結起來有七條經驗：

　　治沙任務壓實到人。內蒙古全面落實各級人民政府負總責的防沙治沙目標責任制，關鍵是明確兩個“責任人”：一個是政府主要負責同志是防沙治沙第一責任人，另一個是分管負責同志是防沙治沙主要責任人。“各級政府每年都召開會議，對防沙治沙進行全面部署，做到了年度目標明確，責任措施落實到位。”

　　堅持保護優先原則。當地始終堅持保護與治理并重、保護優先的方針，不斷加強執法能力建設，依法建立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區，推行舍飼圈養，積極推行保護性耕作，發展沙區設施農業，優化沙區能源結構，沙區林草植被得到了有效保護和恢復。

　　大工程帶動大治理。內蒙古全面實施京津風沙源治理、“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天然林資源保護、退耕還林還草、退牧還草等國家重點生態建設工程，走出了一條大工程帶動大治理的防治之路。

　　政策激活治沙動能。當地制定了《關于加快山區沙區生態建設步伐的決定》《關于深化改革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等多項防沙治沙地方性法規和政策文件，調動了政府、社會和廣大群眾積極性，呈現共同參與防沙治沙的新局面。

　　堅持治沙又致富。內蒙古重點培育發展沙生植物種植與開發利用、特種藥用植物種植與加工經營、林紙一體化和生物質能源產業化等六種類型的沙產業，初步形成了種、養、加、產、供、銷為一體的產業鏈。積極推廣“企業＋基地＋合作社＋農牧戶”的經營模式，通過發展沙產業逆向拉動了防沙治沙工作，實現了生態、生產、生活共贏。

　　強化林草科技支撐。各地根據荒漠化防治的實際，積極使用鄉土植物種，大力推廣防沙治沙科技成果和先進適用技術。建立健全防沙治沙技術推廣和服務體系，培養和建立專業技術隊伍，加強對基層技術人員特別是沙區農牧民的技術培訓，極大提高了防沙治沙成效。

　　典型引路以點帶面。內蒙古始終堅持培樹典型，涌現出以“時代楷模”蘇和、“全國治沙英雄”殷玉珍為代表的一批先進人物，推出以烏審旗、杭錦旗等為代表的治沙群體，帶動各級政府和廣大干部群眾將防沙治沙推向深入。

　　“荒漠化防治是一項系統工程，我們用生態文明的理念統領荒漠化防治工作全局。”王肇晟說，“一方面，尊重自然規律，充分發揮生態系統自我修復功能的作用。另一方面，運用效益驅動，激發全社會荒漠化防治的原動力，更發揮科技引領作用，著力提高荒漠化防治成效。”

　　防治不容“喘口氣”“歇歇腳”

　　內蒙古的防沙治沙工作真的得心應手、無懈可擊了嗎？事實上，處于“不進則退”的歷史關鍵期，內蒙古的荒漠化防治正面臨四大挑戰。張根喜說：“作為受荒漠化影響最為嚴重的省區之一，荒漠化防治不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仍將是我區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和艱苦奮斗。”

　　他表示：“接下來的治理難度依然很大。”他說，自2000年開始，內蒙古年均完成生態建設任務1000萬畝以上。經過長期治理，條件較好的地方大多已基本治理，目前剩余的多為立地條件差，治理難度大，特別是自治區的中西部既是生態保護和建設的重點區域，更是難點區域。此外近年治理地區的植被剛開始恢復，自我調節能力較弱，具有脆弱性、不穩定性和反復性。

　　同時，投入標準偏低也是一大挑戰。“近年來，隨著治理不斷加大，勞力和物價不斷上漲，治理成本不斷提高，雖然國家在逐步提高建設投資標準，但仍低于實際需求。”

　　此外，目前生態產業發展依然相對滯后。“我區的林沙草產業發展仍處于探索和培育階段。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多以初加工為主，產業鏈條短，生態產業帶動農牧民增收的任務艱巨。”張根喜說。

　　植被保護任務也依舊繁重。他認為，經過保護和治理，沙區林草植被不斷擴展，林草植被的撫育、有害生物防治和防火等任務逐步加重，“加強管護力度，鞏固生態建設成果，任重而道遠”。

　　荒漠化防治，容不得“喘口氣”“歇歇腳”。

　　“面向未來，‘十四五’期間的內蒙古，將以國家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為抓手，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王肇晟說，內蒙古將按照我國北方重要生態安全屏障“一線一區兩帶”的總體布局，科學編制《內蒙古自治區防沙治沙規劃（2021-2030年）》，以重點區域突破帶動全域治理；根據沙區水資源分布狀況和承載力，以水定綠、量水而行，宜綠則綠，宜荒則荒。同時，通過政策引導和機制創新，吸引社會多元主體參與防沙治沙，形成政府主導、多元主體參與的防沙治沙長效機制；優化沙區產業結構，構建“種養加”、產供銷、農文旅一體化的現代沙產業體系，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面向未來，內蒙古做好荒漠化防治工作，對于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建設美麗中國、全面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王肇晟說，“生態文明建設是久久為功的事情，我們有信心把我國北方重要生態安全屏障構筑得更加牢固，讓它在世界生態版圖上綻放出更迷人的光彩。”